多晶硅：反弹还是反转？
（三）、企业融资困难。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先是经历了6年的全球化下的高速增长，随后是承受着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理，不仅是对于国内投资者，还包括海外投资者，都是其在资产配置和策略调整是重点考量的因素。此前笔者曾撰文对于中国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情况进行过测算：截止2012年底，中国非金融部类的总债务规模约111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为22万亿。
而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复苏真假、增速高低、通胀通缩、杠杆率高低等问题的争论，则表明投资者的看法正在发生分化，由此笔者就上述四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理解。但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无论是潜在增长率和主观增长目标均在向下调整，因此客观上讲，实体经济来自于实业的现金流很难出现大幅度改善，那么在微观经济主体不愿主动去杠杆，宏观不敢去杠杆的实际境况下，未来中国债务问题的发展，势必要经历一段以债化债的阶段，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很可能会出现既不涨，也不降的局面。2008年中国就业人数为7.56亿人，当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4.2%，那么如果将2000万返乡农民工算作失业人数的话，那么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失业率曾一度高达7%左右，而2008年4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跌至6.8%，因此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着一降一升的困难，即经济增速的快速回落和失业率的快速上升，所以客观上讲，当时4万亿的经济刺激一揽子措施的推出是中国宏观层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上一次货币供给余额增加43万期间（2002年11月末，M2余额为17.97万亿，至2009年12月底，M2余额增至61万亿），CPI的的平均增速仅为2.6%。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在1970年，其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而恰巧也正是从1970年开始，日本经济上升为全球第二，之后其经济增速则由此前的连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进入到阶段性降速时期，随后日本的经济结构进入快速调整的10年，日本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51%，升至1980年的58%，人均GDP由2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成功的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而笔者测算了剔除食品和能源因素之后的CPI涨幅均值（类似于核心CPI的概念）由危机前（2002-2007年间）的0.9%，升至危机后的（2008年至今）1.5%，今年前5个月的均值则为2.2%，核心通胀中枢的抬升，无疑对于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通胀始终构成了潜在的压力。在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中，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快速推进的要求，不自觉地就逐渐形成了经济增速一般不能低于8%的经验规律，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红利在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就业压力。这也就帮助我们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
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社会。也就是说，它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赶超。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个疑问。
过世不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的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3倍才对。
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现在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真正加快了，比如很多国家实现了人均收入2%-3%的增长速度。为什么东亚人储蓄而非洲人不储蓄？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是与前苏联很不同的。他们一致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停滞。按照IMF的PPP换算方法，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应该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美元数据高出一倍，差不多应该是11.2 万亿美元。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亚洲四小龙，发现TFP的增长率是正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不要看苏联有高积累，亚洲四小龙也有高积累，但是这两种增长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只是美国的1/3多一点。
假设今天世界银行的标准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因为，差距越大，追赶的空间就越大。城市化率从20%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农业人口成为城市人口。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不仅有如此巨大的总量，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这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经济学人》集团2010年年底的预测方法。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明显好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等。
仔细想想他们不看好的理由，就会发现，那些对冲基金或许认识到当前唱衰中国是能有机会赚钱的。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的话，从现在起也还需要20年时间。
当然，就算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但是，收敛假说并没有给出实现收敛的条件是什么。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3%达到15%以上。这个成绩即使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也是相当不错的。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应该相信我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大有希望的。笔者认为就平均而言，维持10年的6%—7%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的时候，对中国经济乐观的观点反而不受欢迎，得不到重视。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
现在欧洲很多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停滞呢？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没有增长动力，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了，每年赚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的消费，没有留存，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这说明，我国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映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
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实际上，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储蓄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该数据显示，在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曾经达到28.7%，而200年后的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其原因是：第一，落后经济体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
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了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报告。而在中国内地，这个密度更低。
中国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还有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